高高在上的进口铁矿石价让我国钢铁企业承受了成本上扬的巨大压力。在这背后除了供需变化因素外,直接反映出我国钢铁企业面临境外上游高度集中、境外指数决定方管价格的双重压力。
尽管当下中国钢铁产业的规模占全球53%,但蔡进认为,在这其中仍要反思一个问题,即我们的话语权相对53%这样的大规模来讲却是低的,要反思这么大的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我们的基础能力?
蔡进认为,造成此现状的核心是,规模比较大的同时,行业的集中度却不高。“中钢协去年统计了一个数字,前十家钢铁企业的产能占整个中国产能的36%,而国外前三名可占80%到90%。所以哪怕你占的规模比重很大,但你的集中度不高,就造成了话语权不够,也没法跟三大铁矿石商对话,再加上经贸博弈,就会很难。因此,在‘十四五’规划期间,钢铁产业化能力的提升,最重要的就是提升集中度。”蔡进说道。
疫情之后,国内钢铁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仍在持续。
另外,在未来基于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过程中,蔡进提出,钢铁产业未来布局的重点方向在西部,“未来基于国内大循环过程,就是要把中西部地区协同发展,均衡发展,一定是越来越多的产业向西部布局”。
着眼“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长远目标,李新创则认为,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前提下,必然倒逼钢铁行业能源加快转型,进一步提高新能源使用比例。
“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钢铁行业面临能源转型压力将比其他行业压力更大,2021年我国钢铁企业仍然要把技术进步和重点节能技术项目应用,作为钢铁节能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要做的就是推动绿色布局、节能效率提升、优化用能及流程结构、构建产业链体系,特别是未来突破新的低碳技术。”李新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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